地推动了低价发行，那么责任就可以止步于他。”
李鹤洙笑了，那笑容苦涩而疲惫。
“也就是说，我需要说：会长只是原则上同意发行债券，具体定价和操作都是我擅自决定的。因为我急于表现，想为集团节省资金，所以压低了价格。而我这么做，完全是为了公司利益，没有任何个人动机。”
“大致如此。”曹玄成说，“但细节需要精心设计。比如，你不能说会长完全不知情，那太假了，你要说”
“会长当时忙于半导体部门的危机处理，将艾宝乐园的事务全权委托给你。你在请示时，会长说按专业判断办，而你错误地理解了会长的意思。”
李仁勇一旁跟进道，“还要强调，这个错误没有造成实际损失。艾宝乐园后来经营好转，债券持有人也获得了丰厚回报。所以这最多是程序瑕疵，不是刑事犯罪。”
李鹤洙沉默了很久。书房里的钟表滴答作响，每一秒都像锤子敲在心上。
“如果我这么做，”他终于开口，“刑期会是多少？”
曹玄成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，双手递过去，“根据我的经验，还有，咨询了三位刑法专家。根据类似案例，如果承认背信罪但强调没有造成实际损失，且是初犯，刑期可能在两年到三年之间。如果积极赔偿，获得艾宝乐园小股东的谅解，甚至可以缓刑。”
“缓刑的概率？”
“百分之六十。前提是，检方接受这个版本，不再深挖。”
李鹤洙喝光了杯中的酒，冰块撞击杯壁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
“我需要时间考虑。”
“玄成，”李建熙指了指曹玄成，“这不是现在就要决定的事。而且，这只是最坏的打算。我们还有别的路可以走。”
“是，会长。”
话是这么说，可所有人都知道，当“顶罪”这个选项被摆上桌面时，它就已经从可能性变成了概率。
在南高丽的历史上，这样的戏码上演过太多次，鸿运带的郑孟宪，代五的金与中，自己的那位二大爷……几乎每一个会长背后，都站着几个“自愿”顶罪的高管。
区别只在于，有些人顶罪后还能东山再起，有些人则永远消失在公众视野里。但作为陪着李建熙起于微末的李鹤洙，早就做好了准备。
“比起顶罪，更好的办法是让调查根本走不到那一步。”李仁勇翻开文件夹的最后一页，“我们需要在三个层面同时行动，司法系统、郑智系统、舆论系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