姐又点了一位作家，问的是艺术在公共领域中的作用。问题提得比较文学化，带着文人的浪漫想象。
哈贝马斯肯定艺术作为“公共表达”的重要价值。
他认为，艺术，尤其是那些具有批判性和介入性的艺术，能够以感性的、直观的方式，揭示被主流话语掩盖的社会现实，激发公众的情感与思考，从而拓展公共领域的边界。
他虽然不是艺术理论家，但认为艺术可以创造一种“非语言的交往”，触动人们内心深处某些共通的东西，为理性的对话预备情感和认知的基础。
几个问题下来，场中的交流渐入佳境。提问者显然都做过功课，问题质量颇高。哈贝马斯也展现了大师风范，回答既紧扣理论核心，又不乏对现实的真切关怀。
接下来，看到姜小军站了起来，李乐心说，以这位的性子，能安静听到现在，已属难得，让他不开口，恐怕更难。
果然，姜小军拿到话筒。
“博士，我是个拍电影的。电影这东西，在有些人眼里是艺术，在有些人眼里是商品，在另一些人眼里，可能就是娱乐，是宣传工具。”
“您刚才讲公共领域、交往理性，讲艺术应该扎根公共领域，成为老百姓共享的理性交往媒介。我就想问个实在的，在咱们现在这环境里，市场要票房，观众要看刺激，上头……有上头的考虑。艺术家夹在中间，怎么个介入法？怎么才能既说了自己想说的话，又不至于饿死，或者……更惨？”
问题直白，粗粝，带着行业内部的焦灼和自嘲。
姜小军很自觉地没有掉书袋，但问题本身，却恰恰切中了哈贝马斯理论在具体社会语境中面临的核心困境。
问题落下去，院子里安静了片刻。
不是冷场，是那种问题本身带着重量，砸在地上，尘土飞扬，众人需要时间等那尘埃落定。
哈贝马斯的眼镜片在宫灯的光晕里反着光，看不清眼神，但他的姿态是专注的，身体微微前倾，手指交叉搁在膝头，像一位耐心听完病人描述症状的医生。
李乐将姜小军那番夹杂着自嘲与焦灼的提问，用德语缓缓复述了一遍。他刻意保留了那股子“糙”劲儿，没把它修饰得更“学术”。
“这是一个非常现实，也非常重要的问题。”哈贝马斯缓缓开口，“首先，我要说，我并非认为艺术应该完全放弃其审美自主性，或者简单地沦为某种理念的传声筒。”
“艺术的独特力量，恰恰在于其超越直接功利性的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