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”
她顿了顿，翻到下一页，上面是一张饼图，显示着滴滴司机的收入构成。
“更重要的是，我们的司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灵活就业者，他们可能白天在写字楼上班，晚上跑几个小时滴滴补贴家用；可能是季节性务工人员，农忙时回老家种地，农闲时出来跑车。这些人的流动性极高，如果他们必须签正式合同才能跑网约车，很多人会选择不跑。这对他们的收入是损失，对平台的运力也是损失。”
交通委的一位官员皱着眉毛，打断说道：“柳总，我有个问题，您刚才提到滴滴目前给司机缴纳社保的比例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个比例具体是多少？”
刘青沉默了片刻，然后才说道：“目前大约有三成左右的专职司机我们协助缴纳了部分社保，其余都以灵活用工形式处理。”
官员翻了翻面前的材料：“根据我们的数据，滴滴旗下的专职司机，与滴滴存在实际劳动关系，但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比例是多少？”
刘青自然是知道这个数据，这个时候这个官员问出这个问题，无疑是在拆她的台。
不过，既然问出来了，她也不能不回答，深吸一口气：“目前大约有一成左右。”
会议室里响起一阵低低的交头接耳声。
那位官员点了点头，没有再追问，但那个数据像一块石头扔进了平静的水面。
刘青继续说：“我们理解政府推动无人驾驶技术发展的决心，也认可保障劳动者权益的重要性。但政策的落地需要时间，需要给企业一个过渡期。我们建议，细则的实施可以分阶段推进，先在部分区域试点，再逐步扩大范围……”
“……”
她合上发言稿，坐回座位，面无表情。
刘青知道自己的发言没有任何破绽，但那几个数据已经说明了一切：两千万司机，一成签合同，五成交部分社保，剩下的全部是“灵活用工”。
这套模式在过去几年里为滴滴节省了多少成本，她比任何人都清楚。
而现在，唐都市的这份细则等于在告诉她，这套模式该结束了。
听证会结束后，刘青没有立刻离开。
她坐在会议室外的休息区，翻看着手机。
屏幕上是一份内部会议纪要，标题是“关于滴滴无人驾驶业务战略调整的建议”。
她快速浏览了一遍，核心建议有三条：一是加大无人驾驶技术研发投入，力争在三年内实现技术自主；二是调整司机管理模式，逐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