了。」
梁工站起身，拍了拍手上的土，嘴角抿了抿，「搞我们这行，就是这样。树不像机器，输入指令就能转。
它得自己愿意活，还得活得好。我们就是在给它找地方，帮它适应，或者给它找更合适的兄弟（混交林）。
失败是常事，数据也是宝贵的。至少我们知道，这条路，眼下不太通。」
「那接下来怎么办？」许成军问。
「继续找。」
陈振林接话，语气干脆，「梁工已经写信给林科院，还有内蒙古、宁夏的几个兄弟单位，打听有没有更适合黄河上游干旱半干旱区的速生树种，或者问问他们嫁接、驯化的经验。
我们自己也打算再往祁连山深处走走，看看有没有野生表现好的树种可以采集研究。
「」
他指了指院子里其他几个盖著塑料布的苗畦，「那些是本地沙棘和柽柳的苗，长得慢点，但皮实，是我们的保底队伍。」
许成军不知道说什么，他知道三北，但是不知道，具体到这最后种植的是什么，只是沉默地点点头。
这是这场宏大绿色战役最微观、也最坚韧的前沿。
没有口号喧天，只有日复一日的观察、记录、试验、失败、再尝试。
每一个成功的林带背后，可能都埋葬著无数个这样枯萎的苗圃，和无数个像梁工、陈振林这样，在沉默中积累数据、寻找路径的无名者。
梁工留许成军吃晚饭，是简单的大锅菜和馍馍。
饭桌上，大家不再谈工作，而是天南海北地闲聊，问许成军上海见闻，讲他们跑野外遇到的趣事险事，气氛轻松。
这些远离文化中心的人们，对一位作家的来访感到新奇，却也保持著质朴的平常心。
离开时，陈振林和几个同事一直把许成军送到能拦到车的大路边。
握手道别，陈振林用力摇了摇许成军的手：「许同志，谢谢你来看我们！等哪天我们这儿真绿了一片，你再来！」
金城之行就此告一段落。
回程的火车上，章培横注意到许成军不再像来时那样时常望向窗外沉思，而是更多时候埋首于一卷《渭南文集》或几本宋代笔记史料的手抄摘录里，手指沿著竖排的文字缓缓移动，神情是一种罕见的、近乎僧侣般的沉静与专注。
这与他印象中那个才气纵横、挥斥方道的师弟不同。
火车过了宝鸡，进入相对平缓的关中平原。
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