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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历二十五年春，宛平县衙。
新知县到任的第三天，县衙后堂的书案上已经堆了半人高的账册。纸页泛黄，边角卷曲，有些封皮上的字已经模糊得看不清了。他让人把近十年的赋役册、收支簿、存留档、起运册全部搬了出来，分门别类码在案上，从最旧的那本开始翻。
新知县姓沈，名文恪，三十六岁，浙江人。万历十四年进士，先在户部做了七年主事，后来被李三才点名借调到钞关整顿事务，跟着跑了两年运河，亲自翻过临清关的两本账，也亲眼见过德州关主事王守仁被枷号示众。那两年让他记住了一件事——大明的账，表面一套、底下一套，不把两套都翻出来，永远不知道银子去了哪里。
此刻他翻到万历二十年的收支册，停住了。页面上写着一行字：“本年征银一万二千两，解户部七千两，存留五千两。”他翻到下一页，万历二十一年：“征银一万一千八百两，解户部六千八百两，存留五千两。”他又翻到万历二十二年：“征银一万一千五百两，解户部六千五百两，存留五千两。”
数字对得上，每年都差不多，但有一件事对不上——他前两天看过县衙的仓廪记录，存粮和存银都不足三千两。如果每年存留五千两，十年就是五万两，就算扣掉县衙的日常开销，也不至于只剩三千两。
他合上册子，没有立刻说话，转头问旁边站着的县丞：“这个‘存留五千两’，写的是存留，但实际留在县里的，每年大概多少？”
县丞五十多岁，姓吴，在宛平做了二十多年。他笑了笑，语气恭敬但带着一种老吏的圆滑：“沈大人，这账上的‘存留’，是报给府里的数。实际留在县里的，要看当年有没有额外的开支——河工、铺行、差役、上司衙门临时支取，哪一样都要钱。所以有时候存得多，有时候存得少。”
“那这十年，每年实际存留了多少，有没有单独一本账？”
吴县丞的笑容没有变，但停顿了一下：“沈大人，这些年的开支比较杂，有些是临时支取的，有些是上面来文直接划走的，账上确实比较散。老朽去找找。”
沈文恪没有说话，点了点头。吴县丞转身去找，步子不快不慢。他没有让人去查库房，也没有问主簿，只是借着这个由头离开了后堂。
沈文恪看着他走出去，什么也没有说，继续翻账册。
当天夜里，沈文恪让随行的书办把账册中“杂支”名下的所有条目单独摘了出来，抄在一张长纸上。